点击蓝字，关注我们纪念舒拉米斯：#MeToo 的辩证法首发：Tikkun by Martha Sonnenberg (February 14, 2018)译者：Paiderastia校对：Shawn Chan我阅读舒拉米斯·费尔史东（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的时候，那是1970年，我24岁，比舒拉米斯著就此书之时还小一岁。这本书使我突然认识到左翼组织的局限性，当时在这个组织中我还是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中的一员。一旦我看到和感受到左翼组织的大男子主义（chauvinism），看到关于女性的问题是怎样被当作无关于更重要的“真正的”激进政治的事，我就再也回不到从前。女性主义本身（in itself）应当被当作直接的激进内核，但在左派中并不是如此。在我参与的组织中女性一般扮演给男性提供支持的角色，男性是理论家、作者、演讲者——我们女性做咖啡、印小册子、分发小册子。有的时候我们女性在会议上发言，甚至在组织内部有由女性组成的骨干小组，但就像费尔史东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仍然需要男性的认可（在这种情境下即反建制的男性的认可）才能在政治上合法化。”2013年，在舒拉米斯·费尔史东67岁去世的时候，在她被精神疾病摧毁，被大多数人遗忘的时候，她的姐姐拉比得撒·费尔史东（Rabbi Tirzah Firestone）在悼文中写道：“她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女性去拥有新的想法，过新的生活。我成为了我自己，很多女性成为她们真正的自己，因为舒拉米斯。”我就是那些女性的一员。最近，随着#MeToo运动逐步发展，已经快50岁的我从书架上拿下那本被翻破了的《性的辩证法》，再次被这本书具有煽动性的才华所震撼。舒拉米斯·费尔史东是第一个，有可能是唯一一个，去探测厌女的父权制渗入社会的深度，去发明“性别阶级系统”概念，这个概念所揭露的分裂比经济的、种族的或社会的分裂，更加深入地渗透在社会里。在有先见之明的分析角度下，她将传统的家庭结构放在压迫妇女的核心地位。她写道，“除非革命从根源上推翻基本的社会组织，即生理意义上的家庭——通过这种家庭的联结，心理影响的力量总会偷偷潜入——剥削的绦虫将永远不会被歼灭。”当传统媒体将她的观点归为荒谬的时候，她的许多关于父权社会组织如何被颠覆的观念开始成为现实——通过“体外授精”而成为现实：儿童如何被社会化、儿童的权利、同志的权利、同志婚姻的合法化、整个LGBTQ运动、结束传统的婚姻角色、将性别（gender）从命定的生理中解放出来。#MeToo所揭露的那种颠覆，即在社会经济层面推翻对传统性别角色与传统身份认同的支持，是根源于上述所说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中的。这些因素给了#MeToo运动一股强大的推力，而这是过去的女性解放浪潮所没有的，并不是因为之前的事件或努力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事件或努力不能够接触到社会中所有层次的女性，不能超越阶级、种族、职业和年龄。#MeToo运动通过揭露针对女性的虐待和暴行的普遍存在，从而走进了所有（all）这些女性的视野。同样重要的是，这场运动不再从所谓的“领袖”开始，而是从草根民众开始，这些民众遍布全国社区，甚至遍布全世界。与近年来新兴的媒体狂热相对比，#MeToo的历史显得无人问津。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一个非洲裔美国女性，在2006创立了一个名为“Me too”的非牟利性组织，为了帮助那些曾被性侵害的有色妇女。这种帮助不是使施暴者公开或者让他们为这些暴行负责，而仅仅只是为了给这些受影响的女性一个发声的机会。而这恰巧是媒体忽视的。但是2017年发生的两个事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纽约时报的报道揭露了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对好莱坞女星们的性骚扰，紧接着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了解到了塔拉纳·伯克的工作，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如果所有曾被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女性都写下‘Me Too’作为一种身份，我们可以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此之后，社交网络上涌入了大量的关于性骚扰或性侵犯的故事，女性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讲述她们的经历，和其他暴行幸存者们团结一致地站在一起。在米兰诺这条推文被发出的第一个24小时之内，超过1200万条“MeToo”推文出现了。大规模的民众基础、对无处不在的权力和厌女不正当勾连的揭露，都使这次metoo运动成为对传统权力秩序的威胁。因此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惊讶，这种权力秩序快速地回应并攻击了#MeToo运动。权力和父权的自我防御维持现有权力秩序与文化的努力呈现出多样的形式。其中最狡猾的是协同传统媒体一起撒谎。因为“媒体”并不是自主存在的实体，而是由个体组成的，这些作者们，这些权威人士，这些“新闻制造者”（newsmakers），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了制度化的性别歧视这种主导文化的发展，同时削弱#MeToo运动的影响力。而这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得以实现：1）媒体聚焦于个体，主要是名人或者有权势的人——即，“哈维·韦恩斯坦”现象，它揭发了这些知名男性的（不为人所知的）多重面相，他们虐待、骚扰、侵犯女性。媒体对个体的聚焦将公众的注意力从 #MeToo运动的大众基础上转移开来。他使问题变成那几个“害群之马”的问题，忽视了 #MeToo所揭示的系统性问题——这不是一个仅仅关于某些名人的问题，虐待、暴力、侵犯发生在所有的工作场所，在家庭、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在学校、在教堂、寺庙和清真寺。2）媒体将“好人”与“坏人”分离开来。如果男性群体（men）之中有“害群之马”（bad apples），那么剩下的一定就是“好人”（good apples）。一些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在这些文章中，一些男性（men）声称自己支持女性主义，一些男性声明自己从未性侵犯任何人或知道这样的性犯罪存在。这使人们想起一些白人自由主义者，例如《逃出绝命镇》中的那个父亲：“我本来可以为奥巴马投第三次票的！”但是这些“好人”中的一小部分，路易斯C.K.（Louis C.K.）、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艾伦·弗兰肯（Al Franken），他们也得到了媒体的注意。自由主义的权威们开始焦虑，#MeToo运动怎么可以拉这些好人下水？的确，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强奸过女性。但他们参与了许多会被认为是性骚扰的行为，从在女性面前自慰，到违背她人的意愿强行亲吻，到拍摄抚摸一个熟睡女性胸部的“滑稽”照片。权威们抗议说，这些男性都是富有才华、有创造力、政治理念开明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宽容。说到底，这些抗议不过是自由主义版本的 “Boys will be boys” 文化基因，那种使强奸文化称为可能的观念仍然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并且再一次，表面之下存在着的真正问题被弃之不顾，不被追问。注：· Boys will be boys：不假思索地认为侵略性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行为方式，并且不会改变。· comic photographs：Leeann Tweeden在博客上写道，“Al Franken曾趁睡着的时候抓住我的胸脯，并找人将这个动作拍了下来，他知道我之后会看到它，并感到羞耻。”(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werpost/wp/2017/11/16/al-franken-kissed-and-groped-me-without-my-consent-broadcaster-leeann-tweeden-says/)3）媒体主要聚焦于这些个体得到的结果与惩罚，暗示着，只要这些个体被惩罚，或者需要对这些罪行负责，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几个人被解雇，出现新的政策，可能出台一些具有改革意义的法律条例，之后问题就会消失。然而，惩罚过后，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厌女/父权仍然没有被动摇。反#MeToo的“女性主义者”为了回应上诉所有，出现了一股新的权威意见的浪潮，这一次大多来自其他女性，其中许多女性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这些女性主义者们攻击 #MeToo 运动是“猎巫行动”、“麦卡锡主义”，以至于集权主义。最明目张胆的例子是一封100名法国女性写给《世界报》（Le Monde）的信，因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的落款而闻名。#MeToo 运动因为下列原因被谴责，首先，将女性束缚成“永远的受害者形象”；其次，迫害那些“在工作场所守规矩的男性，他们被迫辞职，而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抚摸了一位女士的膝盖，尝试去偷一枚香吻，在工作餐的时候谈论“亲密的”东西，或者给一些女士发送充满性意味的信息，但那些女士并没有这样的兴趣。”这导致，这封信说，“一种极权社会的风气”。接下来这封信继续为“侵犯的自由”辩护，这种自由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我们认为打扰的自由对于性自由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封信说，女性们“不必因为男性在地铁中摩擦她的身体而感到精神受创，”而应该将此视为“没有满足期待的扫兴之事”（nonevent）。在接下来的发表在《解放报》（Liberation）上的言论中，德纳芙说，她之所以签署这些言论，是因为她反对通过媒体将这些被指控做过不正当行为的男性，在法庭之外、在人群之中“施以私刑”（“media lynching”）。一位作者认为， #MeToo 运动因为导致了同样的民团主义（vigilantism，市民个体不具备法律权威但可以实施法律）因而和萨勒姆的女巫审判以及麦卡锡主义具有相同的性质。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因为关于LGBT平权的写作而被大众所知，同样不幸地加入了对 #MeToo 运动的攻击。在12月7日发行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她担忧Al Franken的离职，“ #MeToo的压迫没有给正当程序留下可以施展的空间”。达芙妮·莫金（Daphne Merkin），在2018年1月6日的纽约时报上写道，她对此感到失望，“指向自身的、模糊定义的愤怒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这项运动”。她解释道，“令人厌恶的措辞不清晰随处可见，“真正的有异议的行为的范围是什么”没有得到清晰界定。难道性骚扰不应该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敌意？她显然没有遇到过像我医院里的医生那样的男性，他多年来一直抚摸和搂抱护士，尽管那些护士抱怨了；而这位医生辩护说，他只是一个“多情浪子”。莫金回应《世界报》的那封信，进一步担忧“我们似乎正在退回到针对年轻女性的受害者研究范式中去”。最后，她再次重复了对被指控的男性担忧，写道“我不相信这种漫无目的的、毁人一生的公开谴责是终结父权社会的方法，被指控就等于被证明有罪。其中我们看不到正当程序的影子。”瓦解对#MeToo的攻击 在这些对#MeToo的攻击中有几条常见思路：他们混淆了媒体所表现的运动与实际中的运动。就像Tarana Burke自己提到的那样，MeToo从来不在于使这些剥削者公之于众并惩罚他们；它旨在提供一个安全与支持性的地方，使其发声，让那些女性能够谈论她们经历了什么。这些女性首先是有色女性和在职女性。关注身处高位的剥削者和celebrity “survivors”是媒体的工作成果。这种媒体所表象的东西与媒体背后的真实之间的解绑，导向了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他1967年的作品《景观社会》中提出的话题，在这本书中他展示了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如何被它的表象所替代：“所有曾经直接地鲜活地存在的都仅变成表象”，这其中“景观代替了真实的活动”。如果德波能够参与此事，他会在写作中这样描述这些反#MeToo的权威言论，“他们永远不能持久地将自己从媒体言论的压倒性存在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这些“女性主义”权威言论，接受媒体言论的混淆和媒体所宣传的景观，在本案例中即以高层肉食者和名流里的“受害人” 为聚焦点，沦为德波所说的“智识退化，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 他们将萨勒姆的女巫审判、麦卡锡主义和私刑（lynching）从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谈论，是在天真地罔顾史实，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在智性上的不负责，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推动父权制的发展。通过这样做，他们将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重要事件转变为强权者的防卫（defense）。事实上，私刑、萨勒姆和麦卡锡代表的都是强权者对弱者的攻击。讽刺的是，他们使用“处以私刑”（lynching）一词，令人回想起克拉伦斯·托马斯对1991年听证会的描述（原文为2011年，有误），其中包括安妮塔·希尔关于性骚扰的指责，（这种听证会是）“一种应用先进技术针对傲慢（uppity）黑人的私刑”。私刑展现了一种最野蛮、最暴力的种族歧视。在萨勒姆的女巫的例子中，展现的是教堂和当地政府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强权；在麦卡锡的例子中，是国家施加给表达左翼政治思想之人的强权。#MeToo运动和这些历史事件完全不同，甚至恰恰相反，#MeToo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声音，拒绝受害者的被动性，抵抗权威的话语，挑战那些在过去使人们沉默的父权制沉疴。· 他们误解并错误地使用了“正当程序”（ due process）的概念。正当程序是一个法律概念，人们援引这个概念来保证政府遵循宪法的规定。集团、公司和媒体不是政府实体，所以“正当程序”在此种情况下并不适用。正如一个法律学者所解释的那样，“根据宪法，直到法庭找到他在某处因性犯罪而获罪，NBC（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都没有义务继续雇佣马特·劳尔（Matt Lauer）。(C.Emba, The Washington Post, Dec 2017)这是企业的管理部门在辞退雇员，因为害怕其公司的盈亏底线被威胁。截至日前，我们只看到一起上法庭的案例，即奥运会队医拉里·拉萨尔（Larry Nassar）。拉萨尔被行使了正当程序，在超过100名勇敢的年轻女性证实了曾被他性侵害后，他被判入狱，刑期长达40-125年。除此之外，我们还没见到大量男性因为调戏女性而被解雇或进监狱，也没见到大量男性的生活因此被摧毁。在那些有名有势的、因自己的行为而自食恶果的男性中，一些人失去了现在的工作，大多数失去了名声，但所有这些人仍然以他们习惯的方式生活。#MeToo运动导致了对权力动态（权力分配）的认知开始转变，而那些对此过程感到失望的人则是那些对雇员、患者、学生、同事等等不再拥有绝对权力的人（carte blanche）。· “女性主义”批评的另一个次要主题是，#MeToo在针对性侵犯与性骚扰宣泄愤怒的过程中被无差别化了（Merkin），以至于模糊了强奸/性侵犯（rape/assault）与性骚扰/调戏（harassment/flirting）之间的界限。“模糊界限”主题是那封法国信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名男性在地铁中摩擦女性只是一件没有满足期待的扫兴之事（nonevent），以及“我们认为打扰的自由对于性自由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我们再一次声明，#MeToo从来没有误解生理上的暴力与生理上或口头上的骚扰之间的区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反对蒙哥马利市公交车上的隔离座位的时候，从没有在任何一刻模糊私刑与其他形式的隔离之间的界限。她看到种族歧视在所有层面上都是显而易见的，而所有的这些层次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需要如此被揭露出来。与此类似，塔兰娜·伯克（Tarana Burke）掷地有声地指出了，“性暴力发生在所有层面上，我认为指控也应该遍地开花”。#MeToo运动揭示了厌女行为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普遍存在。#MeToo运动中不存在无节制的非理性——那些女性所描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无论它是现实的强奸，还是性骚扰还是任何其他方式，包括不被意愿的“打扰”，它们向女性传达了清楚的信息：你是不重要的，你的担忧是无关紧要的，你应该闭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诽谤#MeToo的女性选择忽略任何一种性暴力行为给女性带来的深远的、持久的心理影响。就像奥运会选手艾莉·瑞思曼（Aly Reisman）在审理拉萨尔的法庭上所说的，“你的行为的影响深不可测。性暴力不仅停留在发生的那一刻，通常它如鬼魅一般在受害者身侧盘旋，终此一生，信任成为一种困难，并且冲击他们的人际关系。”最后，人们肯定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些批判#MeToo的言论。这里我们需要记住费尔史东的话，“权力，无论它是怎么出现的，无论它的源头是什么，没有战斗就不会被废止。”那些在行文繁琐的一系列论辩中攻击#MeToo的女性，都是中上层阶级、享有特权的、顺性别者（cis），还有白人女性，当她们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她们基本上对工人阶级、黑人或棕色肤色的人种、与男权抗争的亚洲女性不抱有同理心。但更重要的也更悲观的是，这些反#MeToo者沦为一长串保护恐怖父权制的女性中的一员，以使其不被推翻。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选举权为主要诉求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以来，女性日复一日地证明着，没有比女性自身更有力的男权社会拥护者。对于此次让女性发出更响亮声音的运动来说，这些所谓的女性主义者就是最亲密的背叛者。注：顺性别：即Cisgendered ，性别认同与被指派性别（所谓的由生理决定的性别）相一致的人。无论此次#MeToo运动代表了新的女性主义浪潮，还是延续了“第四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传统，仍然借用社交媒体的力量，这都暂且不谈。此次运动仍然可以追根溯源到早期的抗争中，女性争取选举权、争取进入各行各业工作的权利、争取平等的权利，以及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由激进女性主义者引导的抗争。不过，这一次的新浪潮将被世人见证，因为它震撼了所有女性，这是一场海啸。来自所有种族、所有阶级、所有民族的女性，在家、在工作、在社区的所有女性。2018年1月21日的女性示威游行（The Women’s March）被证实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示威游行，席卷了600座城市，估计有420万人参与（根据康涅狄格大学和丹佛大学的研究），#MeToo运动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造成了此次规模庞大的游行。终于，女性主义的海啸有可能以足够大的威力去打破父权文化与性别不平等的霸权。#MeToo运动面临的挑战 目前的女性主义运动诚然还有许多挑战需要面对。首先，它不是那个被媒体错误表象的东西，也不是那个已经被媒体吸纳的东西。它需要建立自己的媒体理解(media savy)，需要培养能力去清楚地展现什么是它代表的，什么不是。其次，它必须努力化解其内部存在的矛盾，包括种族与阶级。运动必须抑制这样一种被媒体所助长的倾向：聚焦于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的经历。由于所有女性都以不同的方式承受着父权社会与厌女文化的影响，因此运动必须敏锐地意识到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女性的不同境遇。舒拉米斯·费尔史东很早就意识到了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是如何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将近50年之后，证据越来越迫使人信服。令人痛心的是，黑人女性要一边抗议针对黑人（black men）的暴行，一边解决黑人男性在家、在街道上、在工作场合施加给她们的暴行，这个矛盾对于黑人女性来说相当复杂。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身处黑人权力运动（the Black Power movement）前线的女性就面临了这个矛盾。伊莱恩·布朗（Elaine Brown）在她的书《权力的滋味：一位黑人女性的故事》（A Taste of Power: A Black Woman’s Story）中写道，“整个黑人权力运动是残缺的，因为兄弟们只让姐妹们起到有限的作用，因为男性施加给女性的绝对压迫行为。”布朗开始认识到“女性主义者是对的。作为黑人且贫穷与作为女性，同等地抹煞了我的人生价值。在美国，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作为伙伴联手压迫着我。”同样地，这是一场既囊括工人阶级女性，也囊括中产阶级女性的运动。美国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研究显示，工人阶级的女性最可能成为工作场所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受害者。在工作期间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数据中，紧跟在服务员和零售商店店员之后的是酒店清洁工、制造业工人和医疗保健从业者。一份2010年针对农场工作女性的研究发现，80%的人曾在工作期间有过性骚扰的经历。加入工会并不一定提供保护：SEIU and AFL-CIO都有因为工作场所性侵犯而被免职的高层男性。(Labor Notes, March, 2014)注：·SEIU（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是服务业职员国际联盟，代表了美国和加拿大在超过100个工作领域工作的大约190万工人。·AFL-CIO（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是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属于黄色工会，倡导劳资合作。因此，挑战就是在设法保持运动的内部团结的同时，承认女性经历父权压迫与性别歧视时存在种族与阶级差异。团结要求一定程度上的信任与同理心，而这仍待培养。吉利安·怀特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将其很好地表达了出来：“社会分层决定着谁的声音可以被听到——谁被相信，这种分层比男女之间的分层更加复杂。成百上千万的女性，那些不符合异性恋、顺性别者（cisgendered）、白人、富裕等分类的女性，会用亲身经历告诉你。”这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由有色女性掀起，她们是最有可能带领人们应对这些挑战的人。最后一点，这次运动的目标应该不仅仅只满足于拼接厌女文化的现状，而应该寻求改变的方案和描绘一个消解性别不公的社会蓝图。对于那些男性惩罚无论多么正当，都不能有效地改变支撑父权大厦的文化与权力关系。不仅如此，我们必须看到父权文化如何让男性和女性丧失人性——它是如何使男性与他们的真实感受分割开来，它是如何阻止这些男性感受同理之心。这些去人性化的性别规范从童年时期就侵入人的生活，因此我们要更关心我们孩子的社会化方式。除此之外，尽管困难并且不舒适，男性要开始认识到，他们一直在促成厌女文化。无视问题不在备选项之内。就像丽贝卡·索内特（Rebecca Solnit）所说的：“……无视是某形式的容忍，无论是假装我们活在某个没有种族歧视（color blind）的世界，还是假装活在某个厌女已经被克服而成为优雅而老旧的世界。”就像舒拉米斯·费尔史东所说的那样，“女性主义革命的目标必须是，不仅仅去除男性特权，而且导向性别消亡。”此次新浪潮仍然需要做的是，有选择地拮取女性前辈的智慧，想象并描绘一个无性别不公、去父权的文化可能呈现的样子，以及为了实现这样的蓝图我们需要什么。我脑海里有一些想法：· 改变与环境和生态相处的方式，因为男性“自然主宰”式的相处方式，最后只导致了持续的滥用自然资源。我们可以指望一种培育和关心的态度与自然相处，并且治愈我们给地球带来的伤害。· 家庭结构的彻底变革，包括不再以性别为标准进行角色分配，以及共同分担家务与外出挣钱的责任。事实上，许多男性也可以因为不再是家庭经济的唯一支柱而感到被解放。我们可以探索更多的维系家庭和抚养孩子的共同体结构——儿童社会化的过程终于发生了变化，例如男孩子不再被教育为过于理性而情感猥琐的两头怪。女孩子不再被要求被动接受，可以追求她们的探险性格和主动性。· 工作场所关系民主化可以挑战权力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掩盖了如此之多的正在发生的性骚扰。共同轮班可以促使父母双方都参与工作，同时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我们可以探索更多的工人参与管理决策的形式，包括股份共有和工人合作社。· 换一种方法解决冲突，更注重和解而不是使用侵略性的方法，这将带来个体之间、团体之间、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 领导者和组织或联盟中的被领导者之间关系要更加互惠，领导者要学会更多的倾听，普通成员要对它的机构和创造能力更加自信。· 一次对性、亲密关系与爱的普遍再发现，从由性别和权力定义的行为和角色中解放出来，情感关系将呈现更多的真实与安全脆弱性。· 由于此次女性主义浪潮应对了这些挑战（其中中#MeToo运动起到了先锋作用），它预示着变革的来临，这既是革命性，又是修复性的。男男女女为了新的生活前所未有地激烈抗争着，激发着自己的潜能。许多事情有待完成，领导角色的出现，组织工作与理论仍有待发展，但是沉默和羞辱的时代正走向终点。本文来自美国杂志 Monthly Review木棉锦于树 翻起浪潮排版 I Shawn Chan感谢阅读